「逃難」與「通識」──新亞書院創辦人初來港時的心態與反應

Abstract

一九四九年，錢穆、張丕介、唐君毅等諸先生來港創辦「新亞書院」，新亞精神及其事業在香 港發芽札根。本文以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牟稍後從台灣來港加入新亞）三位先生的文字，探討 所謂「新儒家」來港初期的心態和反應。一方面，他們都懷著避難的悲情，哀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 之花果飄零；另一方面，他們對香港教育亦付出了認真的貢獻，因應香港的特殊情況，而大力推崇 「通識」。「逃難」與「通識」相當貼切地標誌了他們來港的心態與反應。本文將嘗試揭示：（一） 新儒家學者來港的逃難心態：他們初時並不以香港為安居之所，總自視為過客，亦有難民、流亡者 的心理；（二）他們對香港經濟掛帥、跟傳統文化脫節的社會實況亦並不適意，提出「通識」教育 以圖救拔香港青年人之心。他們心目中的「通識」，乃以中國歷史和文化為核心，本文將說明箇中 的想法和他們所追求的到底是甚麼東西；（三）最後，本文將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 四人聯署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為例，說明新儒家對香港這種「西化」社會的觀 感和反應，也兼旁及一個問題：錢穆與唐、牟等人（狹義的「新儒家」）之間在思想立場上的分歧 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