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戲劇在香港：「香港中英學會中文戲劇組」《有家室的人》（1953）演出研究

Abstract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推動中國人的「人─個體」意識覺醒有很深貢獻，尤能從發現「個人」開始，延伸至揭示女性處境和解放「婦女」。由於「戲劇」是能直面群眾的普及藝術形式，往往被視為最有效啟蒙國民的重要途徑。在芸芸西方劇作之中，五四知識份子特別關注以女性「出走」議題入劇之作，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寫於1879年的A Doll's House（中譯《玩偶之家》或《傀儡家庭》）就曾在中國劇壇掀起「娜拉劇型」熱潮。英國劇作家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1867─1933）筆下的三幕喜劇A Family Man（1922年）之主題同樣涉及「婦女」意識覺醒，可歸入「娜拉劇型」，而劇作家本人甚至有「直接繼承了易卜生的正統」之譽。事實上，A Family Man亦在二、三十年代於中國多次被翻譯及搬上舞台。

「中英學會」乃戰後在香港成立的半官方組織，成員都是來自政、商或學界的英籍及華籍「精英」，而歷屆籌委會更不乏英藉政府官員參與。具體來說，該會在香港的工作是積極舉辦學術講座和文藝活動，以促進中英文化交流。學會的涵蓋範疇甚廣，設有多個主題組，包括音樂、歷史、電影、文學和戲劇等。由馬鑑（1883─1959）主理的「中文戲劇組」（下稱「中劇組」）跟「中國戲劇運動」淵源甚深，創組委員大多在戰前已在中國積極從事戲劇活動，至戰後才移居香港繼續推動劇運。「中劇組」得力於「中英學會」龐大的政、商、學界關係網絡，演出往往受到港英政府支持，把持一定文化資源。本文將以「中劇組」於1953年籌辦的演出為研究案例，探討中國南來知識份子如何透過改編翻譯「英國」戲劇A Family Man為《有家室的人》，藉此演出將「五四戲劇」理念由「中國」移植至「香港」繼續栽培發展。綜觀而言，「中劇組」的研究價值正在於能彰顯「香港」獨特的社會、政治及文化位置，中國南來知識份子在此「英國」殖民地能得到資源繼續從事文化工作，不必與中國文化「脫軌」，亦能跟英國文化「接軌」。如果我們對嚴肅文學的要求是對當下政治體制與社會意識有所觸及與批判，從而質疑文學在特定時代的缺失，「中劇組」的案例正可反證「啟蒙與人文精神」的推行可廣及不同藝術範疇。與此同時，文化工作者與執政者「協作（Collaborative）」的可能亦由是而生，可堪進深探究。